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早年积极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永州、柳州，特别是谪居永州的十年间，借山水娱情怀，以山水写心境，于人生的低谷之中攀上文学的高峰，成为唐代文学家中与韩愈并肩的双子星座，也使偏处一隅的古城永州成为唐代文学的重镇。永州山水因为柳宗元的触抚与歌吟，而绽放出熠熠的神采，一条浅浅的愚溪经由柳宗元的命名与抒写，更是成为一脉文化流动的载体与不息的象征。历朝历代，讨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与思想脉络，都离不开永州；离开永州来谈柳宗元，则柳宗元不成其为柳宗元；缺少柳宗元的永州文化，也是难以想象的苍白。

柳宗元创作《永州八记》，开中国文学山水游记之先河。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特别推崇柳宗元，在流放岭南之时，随身携带陶渊明和柳宗元文集，“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明代评论家茅坤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认为柳宗元“与（永州）山川两相遇，非子厚之困而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无以发子厚之文”。他认为柳宗元《小石城山记》一文是“借石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清代评论家金圣叹认为柳宗元散文“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清末民初学者林纾更是认为，柳宗元“振拔于文坛，独有千古，一人而已”。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哲学思想、佛学思想、政治理想，无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永州地域文化的生成，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

柳宗元的诗歌《江雪》《渔翁》，寓言“三戒”即《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以及《蝜蝂传》,人物传说《童区寄传》《种树郭香驼传》，议论文《封建论》，散文名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游黄溪记》《愚溪诗序》《捕蛇者说》等等，曾收入中小学及大学语文教材，可谓经典范文。

“永州之野产异蛇”“欸乃一声山水绿”“孤舟蓑笠翁，独钓寒雪”“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州）最善”……柳宗元为永州贴上了独特的文化标签，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柳宗元是永州文化的根，是永州文化的魂。

第一节 官谪永州

柳宗元的远祖是成语“坐怀不乱”的主人公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原名展获（京禽），任士师，掌管刑狱，食邑在柳下，“因地受氏”，改姓柳，死谥惠。鲁国被楚国灭掉后，柳氏转而仕楚，直至秦国（秦始皇）兼并天下，柳氏迁往河东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永济县。因此，柳宗元虽然于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在京城长安，仍自称河东人。“河东，古吾土也。”他的著作被称为《河东先生集》或《柳河东集》。

柳氏一族在河东郡发展为望门显族，柳宗元的先祖几代人封侯拜相，声势显赫。至柳宗元的曾祖父一辈起，柳氏家族已明显走向没落，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仅官沧州清池令，不过七品小官；柳宗元的祖父柳察躬，也只做过湖州德清令；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更是长期沉沦下僚，仅做参军、县令之类的地方小官，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到中央政府任职，担任侍御史，从六品的京官。

因为世代为官，家风清正淳厚。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能诗能文，精通儒家经典，并且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敢于仗义执言；母亲卢氏，也是士族家庭出身，从小诵读《诗经》《孝女传》以及历史典籍和诸子百家，性格温和，贤惠豁达。柳宗元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耳濡目染，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4岁时，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书、写字，并在“乡间家塾”学习。10岁以后，离开长安，跟随父亲到夏口（今湖北武昌）和南昌，在父亲的身边学习受教育。

柳宗元勤奋好学、聪明早慧，韩愈称赞他“少精敏，无不通达”（《柳子厚墓志铭》）。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进士及第，贞元十四年，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在集贤殿任职三年，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八品官衔的见习监察官。两年后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与刘禹锡、韩泰、凌准、韩晔、李景俭等人过从甚密，成为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骨干。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顺宗继位改为永贞元年）正月，唐德宗李适病危，王叔文集团挫败宦官和旧官僚的阴谋，拥戴太子李诵继承帝位，是为顺宗。唐顺宗李诵继位以后，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任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柳宗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支度。时人称之为“二王、刘、柳”。

革新集团执政以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国家带来了新气象，一时间“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顺宗实录》）。然而，改革却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到手的奶酪，宦官、旧官僚、藩镇三股势力扭结在一起，暗潮汹涌，上演了一场改变历史潮流的宫廷政变。

永贞元年（805）四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薜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七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八月五日，患中风病的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唐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政治集团。八月六日，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巴南区）司户，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即病死，王叔文也很快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韦执谊、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刺史，在他们赴任途中，朝廷以为处理太轻，再加贬远州司马。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不过180多天。

柳宗元最初被贬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在赴任途中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立博官网）司马。

唐代的永州，下辖四县，即零陵（约相当于今立博官网零陵区、冷水滩区、东安县、双牌县），祁阳（约相当于今祁阳县、祁东县），湘源（约相当于今广西全州、资源县），灌阳（今广西灌阳），大体上位于南岭山脉西段，远离京城，交通不便，属于当时的“南蛮”之地。“安史之乱”以来，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记载，这里天宝年间有民户27494户，人口176168人；到乾元元年（758）锐减至6348户，27594人。数字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苛政、兵祸、重赋对永州经济的摧毁，以及地方凋敝、民不聊生的严重状况。

柳宗元被贬往荒僻、落后的永州，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漫长贬谪生涯。

初到永州时他写了一篇《囚山赋》，表达自己内心的幽怨激愤。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涌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迾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冱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但柳宗元毕竟是一个智者。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萎靡不振。虽然没有官署，只得委身于寺庙之内，在柳宗元看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符合他内心的愿望。“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历来寺庙都建在风水宝地，环境清幽，而且藏书丰富，适宜读书悟道。龙兴寺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千秋岭上，树木葱郁，居高临下，俯瞰潇水，自然是个好地方。“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柳宗元如此评介龙兴寺。特别是龙兴寺的主持重巽，是个得道高僧，不仅饱学，而且通达人情，洞烛幽微，对社会、人生有很多真知灼见，很快与柳宗元成为好友，他们相互交流，研究佛义，碰出了不少思想火花。

重巽亲自到竹山里采摘新茶赠送给柳宗元，柳宗元作诗答谢。重巽主持重修龙兴寺东侧的净土堂，柳宗元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还在净土堂院墙上亲笔题写了《天台十疑论》，宣传佛学。柳宗元一家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坐南朝北，仅有一个北窗，光线阴暗，潮湿闷热。在重巽的支持下，他“凿西牖以为户，户之外为轩”（《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作了一番修缮。在西边的墙上开了一道门，门外修了一条有栏杆的长廊，房屋变得明亮通透了。柳宗元在龙兴寺一住就是四五年，虽然期间遭遇了几次火灾，弄得狼狈不堪。总体上说，他对龙兴寺还是很有感情的。在这里，他一口气写下了《巽公院五咏》《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酬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霹雳琴赞引》等十余篇与龙兴寺相关的诗文。

他很认真地经营自己居住的环境，将贬谪途中从南岳衡山挖掘来的十余株桂花树苗栽种在龙兴寺旁，并从湘江河边移植来木芙蓉。龙兴寺的东丘，是一块废弃已久的荒地，柳宗元把它要了过来，进行整治，保持了它原有的坳洼岛岸形状，在四周种上桂、桧、松、杉、楩、楠等300多株树木，用花草、美石点缀其间，打造出一处宣人的小园林，没事的时候，他就一头扎进这个绿树浓密的幽深园林，逡巡、徘徊，沉思人生。

在龙兴寺居住其间，他除了读书写作，研习佛禅，“闷即出游”。龙兴寺周边，东丘、东山、法华寺，一直到南池、三亭、万石亭、华严岩等地；沿着潇水一线，万石亭、铁炉步、司马塘、湘口馆、潇湘渚——蘋岛、南亭、西楼、江渡、南涧、芜江、蒲洲、香零山、南谷、石角山、长乌村等地，都留下了柳宗元的足迹。他多以诗文记述游踪和感兴，如《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永州铁炉步志》《零陵三亭记》《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夏夜苦热登西楼》《秋晓行南谷经荒村》《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湘口馆潇湘二水所汇》《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南涧中题》《雨晴至江渡》等等，达十数篇之多。

初贬永州时心境抑郁，纠结难解，再美的景色也激不起游赏的快意，勾起来的反而是更多的思乡愁绪。“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孤独，无望，而忧伤。然而，时间之流却可以洗去一切血痕，也洗去诗人内心的郁闷。随着与下层百姓的接触，生活阅历的加深，柳宗元终于看清了小我的“身世轻”，也跳出了从个人荣辱的小圈子，慢慢地变得心气平和，愿意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那怕是象陶渊明一般弃官归田园、躬耕东皋也足以快慰平生。

离龙兴寺不远的法华寺是柳宗元最常光顾的地方。在龙兴寺遭火灾的时候，他大概搬迁到法华寺居住了一段时间。法华寺在东山之巅，为全城最高处，“山形下绝”，十分陡峭。寺庙西边有一块空地，柳宗元出资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凉亭，命名为“西亭”。“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修建西亭的目的，就是为了游玩观景：“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此后，柳宗元与在永州结识的几个友人，经常相聚于西亭，饮酒为乐，总是要玩到夜雾弥漫，月上枝梢，大家一醉方休。

正是在法华寺西亭里，柳宗元发现了永州城外、潇水西岸，西山的奇异风光，并亲自前往探访游玩，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之开篇之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发现了钴母潭、西小丘、小石潭等多处风景绝佳之地，促使他下定决心，出城西渡，在潇水西岸愚溪侧畔购地造屋，长期定居，“终甘为永州民”。

第二节 山水娱情

公元810年的秋天，天高云淡，空气里一派清爽。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与友人在法华西亭小聚栖憩，看到西边绵延数里的山脉，中部有一处峰峦，高峻挺拔，孤峰兀立，不同凡响，“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前去探访。

“攀援而登，箕踞而上。”一路爬到了山顶上。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类似感受浮现眼前：“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柳宗元陶醉了，拿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酒浆，“引觞满酌，颓然就醉。”直到太阳落山，“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什么都看不清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这一次，柳宗元彻底地放松了自己，把身与心都融入到大自然之中，以致物我两忘。他认为此前游览的那些景点，与西山风光比较起来，简直无足轻重、毫不足道了。此前的那些游览，也算不得是游览。真正的游览，从现在开始，从西山开始！一篇千古奇文《始得西山宴游记》由此诞生，开中国游记小品之先河。

此后，柳宗元又呼朋唤友，渡过潇水，来到西山脚下，出西山的西北道口，走二百步，到了冉溪边上，发现溪流拐弯的地方有数亩宽的水面，水清而平，四周都是葱茏的树木，一股小小的山泉垂直泻落其间，淙淙之声不绝于耳，真是美轮美奂！刚好岸边的住户因为“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柳宗元就买下了这块溪田，把这处形状像熨斗的水潭命名为钴鉧潭，写下《钴鉧潭记》一文。

土著民告诉柳宗元，钴鉧潭西边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不到一亩宽面积，是一个唐姓人家的“弃地”，尽是些石头，一直没人要，只卖四百钱。柳宗元“怜而售之”，一并买了下来。在柳宗元眼里，这小丘里的石头皆呈异态，各有象形，“其石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柳宗元深爱着这一片石林，叫人“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于是“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一文中，柳宗元认为这小座丘还是幸运的，有幸遇到了自己，能够懂得它的美，认识它的美，欣赏它的美，并且“喜得之”。

接着，柳宗元发现了小丘西边的小石潭，写下唐宋以降全中国读书人熟读不烂的经典游记美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全文不足200字，把一汪白色石头为底、两岸“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往来翕忽清晰可见的溪涧水潭写得象是一轴立体画卷，象是一曲交响音乐，让人过目不忘，如痴似醉，闭目静思，仿佛仙乐绕梁！小石潭其实就是冉溪的一小段，因为石奇，因为水清，因为鱼乐，因为篁竹之优美，因为境界之清幽，而契合着柳宗元的内心情怀，也触动了柳宗元独特的审美神经，因而才写下这篇堪称绝唱的奇文，给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留下来一份山水文字的视觉盛宴！

游罢小石潭之后，柳宗元算是彻底地爱上了冉溪，从另一种形式的励志角度出发，将冉溪改名为愚溪。柳宗于移居愚溪，并把他愚溪岸边略有可观的景致，全部用愚字来命名。溪流、山丘、泉水、沟渠、池塘、厅堂、凉亭、岛屿全都贯以“愚”字，组成一道景色独异的“八愚”风光。

卜居愚溪以后，柳宗元以愚溪为中心，向四周走去。先是沿着潇水往上游走，发现了袁家渴、石渠、石涧。然后，又在相反的方向，觅得了小石城山。柳宗元拿起笔来，写下《永州八记》中的后四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在《小石城山记》中，柳宗元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如此的奇特景观不生在中原的都市里，偏偏生在永州这么个蛮荒之地，无法向世人展示她的美丽，无法吸引更多的人来欣赏她的美丽，岂不是世上美丽事物的悲哀吗？又由此生发出深深的感叹：上苍在永州放一座小石城山，难道是在等着我的到来吗？难道就是要以这般奇景“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吗？

柳宗元还曾陪永州刺史韦宙到阳明山下的黄溪祠求雨。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永州地区久晴不雨、天干火旱，百姓苦不堪言。新上任不久的刺史韦宙遵照习俗到阳明山下的神庙里去求雨，他请柳宗元写了祈雨文，一同前往距离永州城区百余里的黄神祠祈雨。

据说黄溪祠里供奉着的黄神，活着的时候，就生活在这个山坳溪谷里，是一位有“品位”和“德行”的人，做了不少有益山民生活的事，以至“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了以后，老百姓便为他修建了祠庙，祭祀他。这个祠庙后来慢慢又变成了当地人求雨的灵地。

柳宗元考证，这个人其实是王莽的儿子，而且是王莽政权的世子（太子）。王莽篡位改朝失败被杀后，世子一路南逃潜入到阳明山谷之中，谐音改姓“黄”，“号其女曰：‘黄皇室主’”，死后竟成了这一方水土的神。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败北者在民间生活中的胜利。柳宗元对这个传说人物的最后归宿，很有一些感悟。在记叙这一次祈雨之行的游记《游黄溪记》中，他花了许多笔墨慎重其事地记录这个所谓“黄神”的传说。曲折地表达“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的人生追求：“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

黄溪的美丽在柳宗元的笔下是非同凡响的。“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东西南北中，永州是最美的山水名州。永州治辖方圆百里之内，黄溪又是最美的溪谷村庄。在柳宗元看来，这一条风光无限的溪谷简直就是山水中的山水、风景中的风景。那山体的巍峨，那树披的茂密，那泉水的清澈，那鹅卵石的圆硕，那水中游鱼的怡然自乐，那默立石上的苍鹰的肃穆，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越往里走，风景越美。“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简直就是一条如诗似画的风景长廊。

柳宗元以最优美的文字，为他的永州山水游记画上完美的句号。《游黄溪记》是《永州八记》之外的第九记，是真正的压卷之作。他以一系列经典游记小品，开创了一门崭新的文学体裁。

第三节 一代文章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让永州成为唐代文学的重镇。收入《柳宗元全集》的诗文共582篇（包括外集、外集拾遗），据统计，在永州写就的多达334篇（往返途中除外），占总量的五分之三。其中，有众多广为流传的不朽篇章。讨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与思想脉络，离不开永州。离开永州来谈柳宗元，则柳宗元不成其为柳宗元。因此，历史实在应该称柳宗元为“柳永州”。

纵观柳宗元一生，虽然只活了短短了47年，但是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收入集中约140余首。在百花争艳、大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算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现存柳宗元的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清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收录柳宗元诗作五首，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江雪》《溪居》《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其中四首写就于永州。柳宗元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

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因为关心现实、同情黎民百姓，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为“王孟韦柳”。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之后，以永州之作优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清末民初学者林纾对《游黄溪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黄溪》一记，为柳州（柳宗元）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大家，不能描而肖也”（《韩柳文研究法》）。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是中国古代四大山水画名家，合四人之力竟然不及《游黄溪记》那么描绘逼真，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描绘景物之精彩。柳宗元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柳宗元的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除寓言诗外，有不少精彩的寓言故事，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负蝂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已成为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为成语，几乎尽人皆知。

柳宗元的论说文，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一）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二）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三）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其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柳宗元的传记作品，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得益于他为父守丧期间对叔父的探访，使其有机会对大西北的边防进行考察，在游历途中调查研究，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搜集题材加工撰写而成。《捕蛇者说》，更是他在永州期间直接与普通百姓交往，关注民瘼，关心百姓疾苦，为民众呼吁的表现。

柳宗元的骚赋文，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韩愈“因文见道”异曲同工，强调“文者以明道”。“道”，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 

贬谪永州以后，通过丰富的文学实践，柳宗元逐渐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文学思想，提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他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要继承圣人通过文辞“明道”的优良传统。为了达到“明道”目的，柳宗元反对那种空洞无聊、“务采色、夸声音”的文风，对专门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风气给予坚决的否定，认为“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与创作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章句师”，柳宗元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庆幸自己不是这样的章句师。就是在山水游记这样的非议论性文章中，柳宗元也贯彻“明道”的原则。如《钴鉧潭记》云：“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借百姓之口，对官租和高利贷残酷剥削人民，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表明了他对现实的态度。 

在“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内，柳宗元注重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提出“文”与“道”统一的创作要求。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十分重视“文采”的审美愉悦。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又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没有“文采”，就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拘泥于“道”，缺少生气，就无法打动人。对自己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骈文，柳宗元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汲取其有益营养以利写作。因为，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文采”，就显得呆板、滞涩，难以吸引读者，无法实现“道”的传播。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柳宗元在强调：“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相儒术，则迂迥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既反对“迂迥茫洋”“好怪而妄言”“恍惚若化”，也反对拘泥刻板、“不能从容”。认为，只有重视对“形”的表述，才不会“迂迥茫洋”，重视“神”的表现，才不会“苛峭刻核”，文章才能有形有神，实现“文”与“道”的统一。 

对文学创作中“情”与“意”的关系问题，柳宗元也进行了深度探讨。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既肯定了作者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激发作用，也提请创作者为文要从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出发，切勿人云亦云，抒发空泛的道理。 其思考和结论，既肯定理性沉思，又重视感性意气，力求解决“明道”论因过分注重文学外部因素而对文学内部因素注意不足的缺陷，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柳宗元把文学作品概分为“著述者流”和“比兴者流”两类，认为两类作品都在弘“道”。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著述”类作品，要有所“褒贬”；“比兴”类作品，要有所“讽谕”。总之，要含有作者的思想倾向，彰显作者对人事的态度，体现“道”的要求。 柳宗元认为，“著述”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要“高、壮、广、厚”，言词有说服力，合乎逻辑。他自己的说理文，就是通过具体社会现象或历史事实的分析，谴责现实的不合理，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封建论》一文，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严正观点，然后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寻找内在联系，揭示内在规律，以史为鉴，抨击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指出其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本质，并预示它的最终结局，彰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比兴”类作品，要形象生动，情韵深厚。在《吊屈原文》中，柳宗元称赞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的高洁志向，由屈原之流放经历联系到自己的贬谪境遇，不由得产生“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的穷愁发愤的思想。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感慨：“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在悲愤之余，点燃胸中的理想，升华情感的焦点，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屈原作品的读解中寻找到自我超越的方式——既然在官场功名方面难以达到目标，那么就选择著述和文艺的方式延续理想吧！他的《惩咎赋》《闵生赋》等赋辞，继承屈原《离骚》“香草美人”的写作传统，揭示自身贬谪原因，弘扬一身正气，显示了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他的寓言类作品如《三戒》，借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的表现，讽刺了世中恃宠而骄、不学无术、作威作福的人物。他的贬谪诗，营造新的山川境界，具有或隐或显的“骚怨”特征。总之，为文绝非简单的情绪发泄、文字游戏，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追求，体现心中之“道”。 

柳宗元认为，要很好地贯彻“文者以明道”的创作思想，必须要做到“文以行为本”。不然，“文者以明道”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这里的“行”，指的是作家依据一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文学创作要与作家自身的政治、伦理实践活动统一起来，作家真正成为守“道”、践“道”的人，他的文章才能“文者以明道”。否则，人格低下，表里不一，言不由衷，文章就不可能真正地“明道”。 柳宗元被贬之后，政治主张已不为当政者采纳，但他并没有和光同尘，同流合污，而是矢志不改“辅时及物之道”的初衷，在贬谪地尽能力做善事、行善为，以此为道德和心理基础，才写下了数百篇优秀的诗文。

他在《惩咎赋》中说：“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他的心中之“道”与他的行为举止是相统一的。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这样写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守道践行的贤者不得志于当世，可以通过“形于文字”“伸于歌咏”的文字，达到“明道”的目的。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发起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那怕是蛰居偏僻一隅的永州，他的文章仍让无数科考士子和文学青年倾倒，痴迷不已。“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先生为师。”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柳宗元死时相当的寂寞冷清。直到宋代，才备享殊荣。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敕封柳宗元为柳州文惠侯；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加封为文惠昭灵侯。柳宗元的文章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文章李杜诗”成为当时文人的口头禅。

明初文坛领袖宋濂首倡宗法唐宋，承唐宋古文运动之余绪，将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并列，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洪武年间，朱伯贤编辑刻印《唐宋六家文衡》，柳宗元入选；明中叶唐宋派文学领袖茅坤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确立了柳宗元等“八大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正宗地位。

第四节 哲人其思

除了在文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以外，柳宗元又是一位大胆革新的政治家和百折不挠的思想家。

出身庶族，以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柳宗元希望从事政治实务，以立功当代。参与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活动，柳宗元是积极的、主动的，也是革新集团的重要人物，直接参与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拟定与出台。“永贞革新”夭折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成为钦定不赦的罪犯，虽然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产生过一些思想矛盾和消极情绪，但其用世之志并没有泯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惩咎赋》）他从来就没有后悔，并且一再表白：“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在永州，他思考得最多的仍然是社会现实和政治前景，他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目的就是要宣扬、推行自己一贯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够辅助时政，利于社会，服务现实。“复起为人”后，又贬授柳州刺史，在能够主政一方的条件下，他扎扎实实地推行一些利于民生社会的行政措施，受到百姓的欢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民生需要的。

柳宗元从“读百家书”中自觉吸收各派理论之长，特别是先秦思想家的丰富思想营养。主张融合先秦各家学说，服务当世。“孔、杨、墨、中、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属于儒家范畴，对其他各家学说，“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以求“与孔子同道”（同前）。比如，先秦荀况的朴素唯物论和“贤能不待次而举”的思想，法家初步进化的历史观及其主张因时变化、反对世袭分封制和拥护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都为他广泛吸收。但对法家那种任法而不任贤、任刑而不尚德的权术理论，就进行了批判，并代之以儒家的仁政德治主张。他把自己实现“圣人之道”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大中之道”，即上承孔子、荀况，近接陆贽，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仁学思想为指导，而达到“辅时及物”、佐世济民的政治目的。在继承尧舜至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至永州……讲舜尧孔子之道亦熟。”（《答杨诲之第二书》）儒家的入世思想一直是他困苦人生旅途里执著的精神支撑。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革除积弊、服务现实。

安史之乱之后，藩将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越烈。面对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柳宗元主张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写下著名的政治论文《封建论》，极力支持郡县制，反对分封制。他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他写了不少诗文，集中批判为藩镇割据辩护的错误观点，揭露强藩割据的反动性、危害性，提出了“制兵”“择守”等挽救社会危机的具体措施。针对宦官专权，柳宗元表示极大的憎恨，他写下《骂尸虫文》《晋文公问守原议》等文，或深刻地揭露那些为非作歹的宦官（尸虫）丑恶的灵魂及其卑劣的伎俩，或借古喻今、公开反对宦官参政。

柳宗元继承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限制豪强大地主与官吏的非法劫夺和暴行，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疾苦，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使天下百姓都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宣称自己：“唯以中政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在《贞符》中，他根据“公之大者”的政治要求，提出了为政的根本道理要符合“生人之意”。继承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始命题，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民为君本”的政治思想。“夫为吏者，人役也。”（《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巅覆了官吏牧民、官为民之父母的传统说法，打破了官尊民卑的传统思想。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高度赞扬了曾作永州代理县令的同乡薛存义“早作而夜思，勤心而劳力”，勤政实干，体恤人民，是“民之役”的楷模。在《天对》中指出：“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王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商汤由于能施行“仁政”而处于王位，纣王因为荒淫无道、残害百姓，所以被推翻杀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关系政治安危。为了保持社会长治久安，必须要抑制豪强、薄赋慎敛、厚德简刑。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柳宗元揭露了豪强地主勾结官吏，隐瞒资产，行贿逃税，把繁重的田亩税额全部压在贫户身上，使农民遭受到土地兼并和重赋的双重打击。提出“定经界，核名实”的改革举措，建议“严责吏以法”，防止豪强巧诈违反。柳宗元十分反感官吏的横征暴敛，同情下层人民的艰难生活，在写于永州的《捕蛇者说》一文中，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呐喊。全文如下：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针对中唐时期吏治腐败的现象，柳宗元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提出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用贤弃愚”的吏治思想。主张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强调治乱在于得人，用人。认为“兴亡之臣，多起污贱”，主张起用出身低微但有能力的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在《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一文中，柳宗元通过修复全义县城北门的事例，指出治家国家应“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宣民之苏”。治理国家只有遵循正道，摈弃愚昧的人，只有用这种精神进行改革，人民才能得到生息。朝廷选任官员，不能只重门第，不辨德行才能。柳宗元借《永州铁炉步志》一文，讽刺当时那些依伏着家族姓氏得到官位的贵族子弟，徒有虚名，无才无德而妄自尊大，以至被世人耻笑羞辱，反映出要求打破门阀制度、改革吏治的进步思想。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柳宗元主张要根据文章和德才全面考察人才，不仅要重才，又切忌唯才，要“观其行，考其管”，兼听广纳，重用德才兼备“益于世用”的真正人才。在《答周君巢书》中，柳宗元指出，君子之道应“出焉则外内若一”，即君子出仕时应内外、表里如一。总之，选人用人，要达到“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的目的，以“有补于万民之劳苦”。

在哲学层面上，柳宗元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主张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哲学思想，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母亲卢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不仅给年幼的柳宗元传授知识，还用自己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父亲柳镇信奉传统的儒学，但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迂腐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还能诗善文，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等唱和，其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父母双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但还未找到正确的途径。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这些宗派的出现，从思想方面来说，是佛教学者摄取儒、道等思想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果。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而儒学与佛学的交涉，表现得尤其错综复杂。一方面儒佛一直交错地存在着调和、斗争和融合，但又呈现出东汉至东晋调和色彩浓厚、南北朝至唐代反佛斗争突出、唐中叶以来儒学汲取佛学的阶段性特点；另一方面对于受到大多数儒家学者批判、反对的佛教思想，也有儒家学者表示欣赏和赞同，并从中摄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学说。柳宗元主张儒佛的调和，正是这种时势的反映。

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往往从折中调和的立场来解说儒、法、释、道等各家的学说，明确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他反对韩愈盲目排佛、反佛的观点，不能“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认为儒、佛二教“皆有以佐世”，对佛教不应该一概排斥，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选择吸收其有用的思想精华，用来丰富儒家学说。在他看来，佛教中有些理论是与儒家的精神实质相契合的。即佛教中“诸行无常”的观念与儒家《周易》的变易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佛教的佛性论与儒家的人性论也相符合；提出佛教本于孝敬的思想，拉近了佛教与儒家以孝为仁之本的距离，为二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柳宗元的统合儒释,为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本体，包含有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天对》）的观念，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客观性，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上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从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出发，彻底批判了神学目的说。他的“天”是无边无际的、自营自成的自然的观点，日月星辰无所系的观点，晦明变化是大地运动反映的观点，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观点，天没有善恶道德属性、更不能赏善罚恶的观点等等，这对发源于古代神秘哲学，历经战国时期孟子“天人相通”，特别是从西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传承演化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倾向，是儒学的用世。尽管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的处世哲学，对认知世界的本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与柳宗元物质的、客观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但柳宗元自然哲学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仍然走到了儒家积极用世的圣人之道的营垒中来。这样，柳宗元对历代哲人的各种思想“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形成了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将前人的智能结晶在新的层面予以淋漓尽致的弥合与创建，从而奠定了他在唐代哲学思想独领风骚的地位。

第五节 福我寿民

公元815年，柳宗元等来了来自京城长安的诏书，他怀着迫切的心情赶往京师长安。

当船行经过汨罗江，正巧碰上大风，柳宗元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汨罗遇风》诗：“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用世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但现实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同情和怜惜他们才情的朝廷大臣在皇帝面前进谏，主张把他们留在京师委以重任。反对派却更加强硬，坚决不能留他们在京师，养虎为患。有人从残余的五个“永贞革新”幸存者相互酬唱的诗文里找出了证据，与柳宗元一样才高八斗的刘禹锡，返京后游览玄都观，写了一首《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认为是在讽刺后起的满朝文武，更兼嘲笑当今皇帝眼光昏暗，任人不淑！于是，五人再一次被赶出京城，发配边远散州。

柳宗元这一次被贬往柳州，比永州更远更荒僻，四年以后即死于任所，年仅47岁。

然而，不管柳宗元的命运之舟驶向何方，永州人民却对柳宗元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真诚的感恩。

还在柳宗元将要离开永州时，人们就开始为其筹建祠庙，可惜没有实现。直到北宋至和三年（1056），其祠才真正建成，名为柳子厚祠堂。时任永州知州尚书职方员外郎柳拱辰撰写了《柳子厚祠堂记》。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文学家、永州知府汪藻作《柳先生祠堂记》。明正德八年（1513），永州知府曹来旬又主持重修，写有《重修柳司马先生庙记》，此记对祠庙的建筑规模写得详细：“正庙三间，外厦称之前大门三间，临路去溪水数步后寝室三间，近庙约三丈两旁庖库各二间，前门右客舍三间，其二给司庙者，居其一，余取赁值以供祭事，周围缭以崇垣，延百余步，袤五十余步，环庙内外，平土壤，剔竹木，崭然一新也。又以先生居永时官为司马，直榜之曰：‘柳司马庙’”。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永州知府刘养仕重修，并撰《重修柳司马祠记》，翔实地记述了柳宗元生平事迹。

唐初置永州，属江南道，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古非美也。先生以永贞元年，出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先生先大父讳镇，为唐侍御史，时称刚直。先生少有父风，甫登进士，崭然见头角，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寻授监察御史，未几入永。旧制守土臣，不敢远观游，惟司马绰绰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龙兴寺、法华亭、袁家渴、百家濑、钴鉧潭、愚溪之沼沚台榭，先生尽有之 矣。先后居零陵十年，信笔为文，汛滥停蓄，宏博奇伟。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先生为师，经先生口讲指画为文祠者，悉有法度可观。永之人士获齐名海宇者，自司马始。祠而祀之，固宜。

嘉靖丙辰（1556），余以户曹奉天子命按部三楚，督促委输，时已想见先生风流，欲表章之而未暇。迨入奏，例得二千石，余领永州，即先生辱居处也。至郡，首谒文庙，改迁郡学，次及先生之祠，一览恻然，礼奠弗秩，作而叹曰：“呜乎！司马文章，为唐一代词宗，昔人评论，列名于韩于苏，先后并称名家。顾嘉惠在人，惜其入叔文之党，谋议唱和，汲汲如狂，故坐废退，功业遂不大著于时，然其文章祠赋，传播于后则伟矣！永之土民，不忍遗其俎豆，岁时尸祝之，前后更守，似续不替，惟兹堂庑颓圯，榛莽芜瞖如此，何以肃瞻向而明报劝耶？于是，鸠才庇工，率修葺之，增拓墙垣，聿新堂宇，秩秩绳绳，屹然改观。郡之士告余曰：‘先生能摭段秀实之美，上之史官，故今得知段太尉逸事。永州祀先生于愚溪之上，顾未有求其遣迹而录之者，名虽不朽，来世无从考焉，盍宜记之？’余曰：‘纪者，纪其实以永贻者也。’爰稽史册，摭其实迹，备述其出处以为来者告。”

是祠也，自唐元和九年（814）至宋绍兴十四年（1144）以端明殿学士汪藻作记为始；自绍兴十四年至嘉靖戊午年更新至今，何敢以不文辞，遂命工刻石于愚溪祠。

嘉靖戊午仲夏上浣日中顺大夫湖广永州府前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川西蜀山刘养仕书。

这篇重修柳司马祠记，除了把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误写成了祖父（先大父），还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持贬斥态度，由此可以见出历史上对柳宗元的功过是非以及政治哲学思想，存在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但对其文学创作成就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永州知府魏绍芳、监司黄中通等，又进行过修葺；清同治初年，对庙宇再次重修。现存柳子庙，根屋梁上的文字记载，正殿及戏台系同治年间的建筑，中殿建于清光绪三年，正梁题有“皇清光绪三年丁丑岁仲秋月谷旦：祠下六坊分祭绅耆商民捐资公建”等字，大门前面是知府杨翰的楹联石刻，书为同治三年（1864）。1957、1964、1985年，湖南省文物管理部门三次拨款修缮。1985年，经湖南省文化厅同意，在柳子庙建立“柳宗元纪念馆”，赵朴初先生为纪念馆书写了馆牌。

柳子庙是砖木结构，三栋进深。前栋正门上竖写“柳子庙”三个大字，左右两侧门上，分别题有“清莹”“秀澈”，进门后即为戏台。戏台为歇山顶，顶有瓷葫芦、泥塑龙、鳌鱼等。台身高大，檐柱上端有凤凰、麒麟等木刻彩绘浮雕。台檐正中横匾上刻“山水绿”三字，出自柳宗元《渔翁》诗，系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所书。台前有坪旷，供人看戏。越过坪旷，跨石级十三，即到中殿。面阔、进深三间。过中殿拾级而上，为后殿，亦为三间，中有柳宗元雕像。

历代名人来永州者，无不瞻仰柳子庙及柳子遗迹，题诗词留念者甚多，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柳子庙内，曾有很多石刻，可惜毁于岁月，现存有韩愈著苏轼手书的《荔枝碑》。此碑原刻于柳州罗池庙，明代永州司李刘克勤首次摩刻，后为兵火焚毁。清顺治十六年（1659），永州知府魏绍芳又重刻一次。现存的这块碑，系清同治七年（1868）永州知府廷桂重刻。《荔枝碑》全文如下：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舩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主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疠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余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庙内至今保存较好的石刻有：《游愚溪》诗碑，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永州知府曹来旬书，碑高1.22米，宽0.84米；《寻愚溪谒柳子庙》诗碑，为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严嵩任翰林院国史编修时出使桂林路过永州所写，并刻于石；《重修柳司马祠堂记》碑，明嘉靖戊午年（1558）永州知府刘养仕撰文，书刻于石；《捕蛇歌》碑，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山阴——浙江绍兴人王泮所书；《愚溪怀古》诗碑，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零陵人王日照书。还有现代书法家所写的《永州八记》碑刻等。

柳子庙所在的街道，名为柳子街，左至潇湘河边，右至西大路，长约500米，街侧建筑，至今保存青瓦木质古韵，街面青石板早已被岁月打磨着锃光放亮。

旧时的每年春秋，都会在柳子庙内举行祭典，尤以农历七月十三日柳宗元生日最为隆重，士、农、工、商齐集庙内，杀猪宰羊，邀请戏班唱戏，热闹非凡，愚溪附近方圆十里，受过柳宗元恩惠的村庄如窑申家、李家、寇家、易家、高家、丛树山王家，桃江冲沈家，范家冲严家，塔地刘家等村，共建有13座纪念柳宗元的脚（小）庙。这些小庙除了每日早、晚伺奉香火外，春秋都派人来大庙（柳子庙）祭祀。

如今，每年清明时节，中国（永州）柳宗元研究学会都会在柳子庙组织祭柳大典，社会各界拜祭者众。

附：柳宗元《永州八记》及《游黄溪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钴鉧潭记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钴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

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 ，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余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游黄溪记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如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齗腭。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黄与王声相迩，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